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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为师”的日本,为何走上了一条和中国截然不同的道路?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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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晋北剑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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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讨论日本近代变革的时候都认为,在“黑船入侵”前,日本以中国为老师,在“黑船入侵后”则以西方为师,开启了富国强兵之路。

但日本特殊的“幕府挟持天皇而令大名”的政治模式显然无法在中国任何一朝一代的政治制度中找到蓝本,可以说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前,日本至少在政治制度上已经和中国走上的不同的道路

今天就让我们来正本清源,看一下日本是什么时候和昔日的“老师”渐行渐远。

01
“抄作业”的“好学生”

作为孤悬海外的岛国,近代之前日本的文明发展在各方面都远远低于中国大陆,在中国建立了复杂了官僚机构以及君主专制政体的时候,日本还处于“部民制”时代,大和王朝实际不过是一堆豪族结成的“部落联盟”,天皇只是具有最高宗教地位和政治名目的豪族盟主,各地的豪族具有高度的自治性

像海对岸天朝上国皇帝独掌军政大权的状态是天皇可望而不可即的。

|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国的金印

但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646年(贞观二十年)不甘寂寞的孝德天皇发布了《改新之诏》,试图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专制统治,史称“大化改新”。

可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大化改新”开始后几十年间,改革工作都毫无进展

因此天皇更加迫切地想要和拥有丰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经验的唐帝国学习,先后十余次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制度礼仪,希望能这些留学生能日本的改革奠定基础。

当时航海技术尚不成熟,日本派出遣唐使不但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更要承受不小的风险。而遣唐使抵达唐朝后还要克服语言障碍,学习连中国人学起来都颇有难度的经学典籍。其中的艰难险阻不言而喻,日本人学习的诚意可见一斑。

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就曾多次遭遇海难,同时代遣唐使的艰辛可想而知

到了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文武天皇认为改革时机已经成熟,颁布了《大宝律令》,将“大化改新”推向了高潮。

如果故事仅仅发展到这一步,倒也不失为一场不同国家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发展的美谈,但之后无情的现实却狠狠地打了唐朝和日本的脸

大化改新中最主要的举措便是效法唐朝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废除豪族对土地和部民的私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百姓耕种的土地均为国家分发的公田,百姓平时缴税,战时则需要服兵役,死后地就收回重新发放。

这套制度脱胎于战乱频繁的南北朝时期,保证了朝廷能极可能的汲取民间财富,用于对外征战;但农民死后收回土地重新分配的方式,导致民间财富难以积累。

加上唐朝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各项苛捐杂税,大唐的农民很快就不堪重负,大量破产逃亡,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峻。

到了盛唐时期,虽然达官显贵和朝廷的官仓中有数不尽的粮食、财宝,但民间百姓却挣扎在温饱线上

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便揭示了大唐盛世表象下,严重的社会矛盾

均田制瓦解后,依托于均田制的府兵制也无法维持,朝廷的各个折冲府陷入无兵可用的困局,朝廷只能在边境设立节度使,通过募兵来补充军队,可这又为藩镇割据埋下祸根。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王朝迅速由盛转衰,在苟延残喘百余年后,走向覆灭。

黄巢起义中,大唐百姓用最直接的行动,表达了对朝廷的不满

唐朝的制度在本国尚且难以维系,没有强大的君主专制传统的日本盲目的“抄唐朝的作业”,自然不会有好的下场

02
武士的出现

在《大宝律令》颁布后不到20年,日本农民就不堪忍受朝廷的剥削,大量弃田逃亡,朝廷财政、兵源匮乏,各地盗匪横行,连天皇所在的近畿都屡遭盗匪侵犯。国家乱成这样,天皇收拾国内豪族,建立君主专制制度的想法当然也无从实施。

为了改善财政,天皇不得不作出妥协,在723年颁布了《三世一身法》,规定旧的土地依然只能占有一代人,但新开垦的土地可以三代后再充公。

虽然此举相比之前的《班田收授法》已堪称“仁政”,但考虑到古代人均寿命的问题,开垦的土地三代后充公,根本不足以让农民心动,大部分民众依然不愿乖乖地为国种地

眼见“刁民”们如此不配合,无可奈何的天皇只能放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在743年(唐玄宗天宝二年)颁布了《垦田永世私财法》,规定民间自己开垦的土地所有权,归开垦者所有

此举终于调动了日本农民的生存积极性,不但原本废弃的农田得到了恢复,大批的豪强和农民还向东出发,去开垦新的土地。

当时的关东还没有东京都市圈

当时日本关东好比新中国建立前的东北,虽然有肥沃的土地,但人烟稀少,盗匪横行,被视为蛮荒之地。

朝廷兵马连近畿的治安都无法保证,指望他们保护关东农民的财产安全无疑于痴人说梦,因此前往关东拓荒,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农民们很快就开始武装自己,学习骑马射箭的技艺,采购弓箭盔甲,将自己的亲族、亲信武装起来,共同保卫自己的庄园,这一批“武装拓荒团”便构成了后世“武士”的雏形

最初的武士以骑射为主要作战方式

武装民团的模式有效的保护了农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很快扩散到日本全国。同时一些落魄的贵族开始前往关东地区“上山下乡”,依靠自身的武艺和声望,成为当地草莽英雄的领袖。

例如日后名震天下的清和源氏和桓武平氏,最初都是皇室的分支,奈何天皇家也没余粮养活闲人,只能被赐姓,降为臣籍,外出打拼,建立声望,最终成为关东武士团的首领。

源氏和平氏这种因皇室没钱被扫地出门的成员,都能获得地方武士的拥戴,可见武士最初的确起于微末。

源氏武士团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八幡太郎的源义家

武士的出现缓解了各地的匪乱,庄园的发展也提升了日本的经济,原本想要消除地方豪强势力的天皇,最终反倒靠地方武士的崛起,享受到了百余年的岁月静好,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

“大化改新” 效仿唐朝的尝试,最终可谓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过相比于唐朝皇室在907年就满门覆灭的惨剧,日本“抄作业”抄成这般局面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模仿唐朝长安洛阳布局修建的平安京

03
武家崛起

在这一轮的社会变革中,发迹于乡野的武士阶层无疑获得了最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拥有全日本最精锐的战士和大片丰饶的田庄。

但在当时的日本朝廷中,“草莽”出身的武士终究只是“二等公民”,京都才是日本权力和核心。以藤原氏为首的京都公卿们世袭把持了朝廷的重要官职,并在经济上享有“不输不入”的特权(公卿的庄园不向朝廷纳税,称为“不输”,朝廷的司法官员无权进入公卿的庄园,称为“不入”)。

古代日本庄园复原图

这可让地方上的武士羡慕不已,于是他们选择将自己的土地挂靠在公卿老爷的名下,让他们成为庄园名义上的主人,从而令自己的庄园享有“不输不入”的特权;作为报酬,武士们则需要带上弓箭盔甲,给公卿老爷们充当看家护院的打手。

日语中将武士称为“侍”,便是对这一时期武士不上不下尴尬处境的描述,纵然在地方是有田有房,纵马驰猎的豪杰,到了京都,终究不过是公卿麾下的“打工人”。

日本神话传说中消灭了多位妖魔的武士源赖光便是公卿领袖藤原道长的家将

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全日本最具有战斗力的阶层,武士又岂会一直是“池中之物”?皇室内部的权力争夺很快给了武士“一遇风云变化龙”的机会。

随着“保元之乱”、“平治之乱”、“源平合战”这三轮内战,发迹于乡野的武士打败了附庸风雅的公卿,建立了幕府政权,成为了之后700年日本的主宰。

保元之乱屏风

可以说在武士主宰日本政权的那一刻,日本在政治上就摆脱了昔日老师唐朝留下的“条条框框”,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遣唐使这种官方学习活动停止后,日本民间依然通过和宋、明、清等朝的贸易,学习了不少中国艺术、文学、建筑方面的元素。

由于日本在学习这些元素时,往往是民间自发选择喜欢的元素,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加上年代较近,对后世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反倒高于官派的遣唐使,或许这在另一个层面说明了,人民群众才是文化创新的主体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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